四、后世影响
　　历史常常创造两种人物，一种是英雄，另有一种则是奸雄。历史也往往只对这两种人物感兴趣。其他的，哪怕你是皇帝，但只要是平庸之君，不痛不痒，也往往只是一笔带过。
　　那么，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，对后世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？
　　在家族谱牒的记述中，曾国藩是作为一种家族的显赫人物来记述的。那么，历史呢？尽管得于道光皇帝的赏识与器重，加之自己的才干，曾国藩也曾努力地有所作为，也想为清廷“补天”，但事实上，就算曾国藩是上帝，在那样一个政治黑暗昏庸，又腐朽守旧的朝代，他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。那时的清朝，就象一块华丽而腐朽的绸缎，看上去象那么一回事，却是碰哪儿，哪儿就是一堆布渣了。
　　不过，若把历史还原，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读书人，曾国藩的思想境界绝不可能达到现代人这样的一个高度。那时没有电视，没有手机，但总的说来，他还算是了解世界的，清醒的，不然，也就没有后来他的兴办洋务了。那为什么后来人，对他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呢？尤其是在他死后，更是随时间的推移，形成了鲜明的两种观点；“誉之为圣相，谳之为元凶”。这是因为历史不是透明的，也不是一张白纸，历史是由各种复杂因素构建而成的有机组合体，历史从物呢？也是如此。尤其是复杂的历史人物，如果仅给以简单、片面的肯定或否定，都是不客观的，也不是实事求是。如，有人就认死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，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，攻陷天京杀人过多，是杀人恶魔。事实上，攻陷天京远不如太平天国内讧时自相残杀的人多；另就是处理天津教案，崇洋媚外，有汉奸，卖国贼之嫌。而今人，则认为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于民族有功，尽管后来中国第一支海军――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击沉了，但是，他开始了强兵富国的一种探索。
　　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，那天在城里讲曾子，自然也就讲到了曾国藩。完后，在门口，就有许多人等着，说，哪天再给讲一次。我说好。其中有一个退休干部模样的女同志说，“听你讲了，我才明白我们曾家还有一个曾子，还是圣人，‘吾日三省吾身’，还是他说的，都还以为是孔子说的呢。过去，我还以为我们曾家就是卖国贼，我们办公室一个人就挖苦我：你们曾家不就出了个曾国藩吗？汉奸卖国贼，气得我和她吵了一架……”
　　我听了，忍不住笑了。大家也都笑了。
　　这也难怪，文革中，也真就是这样教的。
　　其实，一个人，无论他处于怎样的朝代，官职能做到那么大，近乎一手遮天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其中因素很多，也很复杂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。这里，不妨再回头看看他的人生。
　　（1）大界少年
　　曾国藩曾说：
　　“少年不可怕丑，须有狂者进取之趣！”
　　又说：
　　“盖士人读书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识，第三要有恒。有志则不甘为下流，有识则知学问无尽，不能以一得自足，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。此三者缺一不可。”
　　这话说得很堂皇，其实，漫长的历史，驱动人奋斗的人生原动力不外乎两个，一是腾达以光耀宗祖，二是功成以名垂青史。前者为内，后者则外，即所谓“内圣外王”。而要想“腾达”、“功成”，既要有出生入死的敢死之心，能忍之心，谨言慎行；又要有相当的知识才干，再就是能逢“明主”，能逢“知遇之恩”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机遇。
　　曾国藩于181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大界，今属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，为曾氏湖南湘乡大界房。注意，湖南是近代中国尤其出人才的地方。曾国藩祖辈以农为业，虽为山村家庭，但生活还是很宽裕。祖父曾玉屏缺少文化，但阅历丰富；父亲曾麟书为塾师秀才，满腹经纶与诗书文章，对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，他寄予了很高期望。六岁，曾国藩入塾启蒙读书，八岁能读八股文，能诵五经，十四岁时能读周礼，史记文选，并参加了长沙的童子试，成绩优等。道光十二年，也就是1832年，他考取了秀才，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，开始了人生“修身齐家”的第一步。二十八岁，也就是道光十八年，他考中进士，随后又授庶吉士，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。在京十余年间，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，累迁侍读，侍讲学士，文渊阁直阁事，内阁学士，稽察中书科事务，礼部侍郎及暑兵部，工部，刑部，吏部侍郎等职，曾国藩沿着这条仕途之道，一步步往前走，直升迁至二品大员。这从他的“遗奏”可见。而一个山村少年，何以能如此平步青云，是仅靠了运气吗？然而，这才仅仅是开始。
　　（2）读书与做人
　　曾国藩曾说：
　　“读经、读史、读专集、讲义理之学，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。”
　　依文章才学讲，曾国藩自然不是韩愈苏轼，他读书重经史，更重实际应用。但他也绝不是写那种狗屁文章，一味只知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的人，那样，曾国藩也就不是曾国藩了。文式上，曾国藩继承了桐城派方苞、姚鼐一派而自立风格，并创立晚清古文的“湘乡派”。他的文，讲求声调铿锵，以包蕴不尽为能事。如《五箴》、《君子慎独论》、《求阙斋记》等，都是难得的好文章。他的文章，评家谓之深宏骏迈，能运以汉赋气象，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，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，为后世所称。由此见，曾国藩学习桐城，学中求变，求发展，清末乃至民初的严复、林纾，以至谭嗣同、梁启超等先贤，均受他文风影响。可见他才学之深。就连后来开创人民共和国的旷世伟人毛泽东，青年时代也受其影响甚深。
　　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《曾国藩家书》，其中，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泽东题写的“咏之珍藏”。珍藏，可见爱之深了。再就是毛泽东留下了一本笔记，一本青年时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读书笔记《讲堂录》，其中摘录了曾国藩的许多日记。如庚申九月日记：“与作梅畅谈当今之世，富贵无所图，功名亦断难就，惟有自正其心，以维风俗，或可补救于万一。所谓正心者，曰厚曰实。厚者恕也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存心之厚，可以少正天下浅薄之风。实者，不说大话，不务虚名，不行驾空之事，不谈过高之理，如此，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。”
　　在这段话下面，毛泽东写下了自己的感想：“不谈过高之理，心知不能行，谈之不过动听，不如默而为愈。”
　　《讲堂录》还记有曾国藩的一些治军言论，如：
　　“治军总须脚踏实地，克勤小物，乃可曰起而有功。”
　　“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；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。”
　　这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了，难道，毛泽东那时就有了创立一支军队的理想？
　　毛泽东的家乡湘潭与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山水相连，堪称同乡。
　　在《讲堂录》这本读书笔记里，还抄有好些曾国藩的话，如：“涤生日记，言士要转移世风，当重两义：曰厚曰实。厚者勿忌人；实则不说大话，不好虚名，不行架空之事，不谈过高之理。”他也很赞赏为人应扎实、厚重的人生风格。自古以来，人大致分两种，能办事的人，能传言的人，而在毛泽东心目中，曾国藩是既能“办事”又能“传言”的人，实际上就是有思想，并且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传教给世人。后来，他在他那封著名的“致诸湘生信”中提到了曾国藩、康有为、孙中山、袁世凯这些个近代风云人物，他说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”。
　　这里的“独服”，我的理解，是不是指曾国藩的学问与才干，在其他诸君之上；而“独服”的目的，是总结、吸取其功过得失，经验教训而为自己将来所用？
　　毛泽东还说：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，都可以为后世取法、学习。他认为曾国藩编纂的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：“孕群籍而抱方略”，是国学的入门书。曾国藩治军极为重视文化，注重儒学及精神教育，并说：“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”。更是为毛泽东所铭记，以致后来在创建红军之初上井冈山时，就规定红军：“不准拿老百姓一个红薯”，后又修改为：“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”，直至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规：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。